陈可辛的《三分钟》讲的是一个列车乘务员春节无法回家，而只能与儿子在站台见面三分钟的故事。虽然只有短短7分钟，但却打动了很多人。我也是抱着不相信的态度去看的，没想到看到了最后，也有些动容。
有代入感，便很容易触动某种情感。
我刚读警校那会儿，基本每个假期都会选择回去，那时清明、五一、国庆，中秋这样的小假期，我都要回家。假期前一个星期就和妈妈通电话，催她务必在放假那天，去学校接我，妈妈笑着说：“才这么几天，回来也没什么事。”
“我想你了嘛！”
“好好好！那就回来吧回来吧！”
然后她就会计算我最后一节课下课的时间，我站着队往宿舍楼走的时候，就能看到她在车外站着，努力从黑压压人群里寻找和辨认我的眼神。然后娘俩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聊学校里的事，聊当天晚上我爱吃的饭菜。明明就是济南到泰安两个小时的车程，每一次都像一场隆重仪式。
后来，大二的时候，每逢这种小假期，因为嫌回去待不了几天就要返校，麻烦，我基本都不会回去了。
妈妈会在假期前一周就开始打电话问：“孩儿来，这个五一回不回家？”
“不回了。”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“太麻烦了，在学校里挺好的。”
“真的不用妈妈去接你吗？反正妈妈也没什么事。”
“真的不回了，妈妈，您别来！”
“知道啦知道啦！”
我们依旧互相汇报最近的情况，只是隐约之间，我总感觉到妈妈的语气中有些许失落感。毕竟，她还是希望我回去的吧，哪怕独自一人来接我的路上，都是喜悦的。
到了大三，我不仅小假期不回家，甚至很少给妈妈打电话。每次总是我妈打过来，她也挺有规律的，每周固定一次，聊的无非是最近的生活学习怎么样，钱够不够用这些。有次她问我：“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回来啊？”我说，哎呀最近又没什么事情，就没必要打电话咯。她说，还是给妈妈来个电话，听到你声音妈妈就放心啦。
之后有一周，在规律的时间点没等到她的电话，于是我给她打了一通电话。谁知竟被她连连逼问是不是有什么事情。
我说：“没有，就是见你这周没打给我，我打回去呗！你不是要听听我的声音嘛！”
说完她竟然有些开心，连说“对对对！”我们便继续有的没的聊了4、5分钟。而那时候，我竟然有些难过了。父母与子女，始终是个不平等的情感交易。我不过是主动拨了一通电话，就可以让她高兴这么久。相对而言，我在外上学的三年，给她的关心实在少得可怜。
而这种回家的时间随着我毕业、参加工作，也正在不可避免地被不断压缩。那时我在农村派出所，五一回家的时候，我说，国庆和八月十五我都不回来了，春节的时候再回。
“都按你的安排来，反正你在家也是闲着。”
“我春节肯定是回来。”
“行！没问题！反正我也忙，没事儿。”
就这样，她以一个傲娇的回答结束了这场对话。
“我也忙”三个字，更像是她给我找的不回家的更合理的理由。
之后每天，她都会变着法煮饭炒菜，叫我多吃点。我说我已经饱了。她就会说：“吃这么点就饱，多吃点，接下来还有半年你吃不到了。”
她其实还是挂念着“我这次离开，是多久不会回来的”。当这种难过用伪装的姿态存在的时候，它被掩饰得有多彻底，在被发现时，便有多么的痛苦和深刻。
在《三分钟》的最后，有一句台词很让人动容：“他一直背不会九九乘法表，我就跟他说，只有背会九九乘法表，才能见到妈妈，然后他一晚上就背会了。”
当我们开始懂得陪伴的珍贵时，早已开始被现实拉扯，最终可以回家看看的时间，真的太少了。我们的充实的每一天，对父母而言，却是总也找不到的时间。
